小城镇如何激活艺术节庆活力——肖剑专访

平遥电影宫

平遥电影节

肖剑：贾樟柯是国际知名导演，他的电影方式和他的地方感结合的特别紧密。贾导的很多著名的作品都是在山西拍摄的，所以他的电影节之梦一开始就放在了山西，希望能够从山西出发，走向全球。我觉得“全球化”是个后殖民的概念。当我们理解全球化这个概念的时候，这种全球视角还是带有强烈的西方视角。其实我们身处于这个时代，即使足不出户也依然生活在全球的联结中，沉浸在全球化的地方体验中。然而，贾樟柯有一个视角的转变，提出非西方电影，与全球现在对知识生产系统中强调“全球南方”的诉求相呼应，更是在全球板块中有自己的文化声音。在贾樟柯的组织理念中，世界版图中的东亚、东南亚系列、大都市背景下的小城经验，都构成了他对于非西方的一个理解，这种理解不仅仅是抗衡美国文化霸权，还暗含着对权威城市的一个挑战。

艺术中国：某种角度看，平遥电影节和乌镇戏剧节仍然属于精英文化，吸引的是全国电影或戏剧界的大咖和爱好者，当地居民对此是否有足够的接纳？  

肖剑：我们现在经常就艺术介入城镇或是乡村提出问题：能不能真正渗透到居民日常的生活中去，能不能和本地结合，能不能真正发生影响？这与艺术的自律性和他律性问题密切关联，即艺术是自我约束，自我规范的过程还是受到文化关系等的影响，通常我们认为自律他律会共同作用。我在乌镇戏剧节期间采访了戏剧节的组织者黄磊并问了他一个问题：我在乘坐出租车时问司机知不知道乌镇戏剧节，司机表示对戏剧节并不关心，那么您是否认为这表示着戏剧节无法融入本地人生活。黄磊则回答，为什么要每一个人都融入和认同？这种融入与否的问题其实也体现着艺术的自律性和他律性的矛盾。

乌镇戏剧节

另外，本地居民是一个范围很大的概念。我们很多时候在谈论本地居民时，视野都比较窄，但事实上本地居民的层次丰富，范围也比较广。比如与平遥电影节相对的“本地居民”这个概念就有很多层次：山西人、平遥古城外的居民、平遥古城内的居民等。古城里都是做旅游观光生意的人，他们有观影的热情，有些人也会去看明星走红毯、看电影，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平遥电影节看成经济来源。而对于平遥整个地方居民甚至说扩大到山西，可能受到的影响就更为深刻。比如平遥电影节中有许多当地人自己拍摄的影像。贾樟柯现在是山西电影学院的院长，自然也会带动很多山西本地人前去学习。成年人的生活方式和形态比较稳固，但教育却能让孩子们受益，从中受到影响。

艺术中国：艺术节庆对本地居民产生具体影响还有哪些有趣的例子？

肖剑：当时我去山东的方裕村参加方裕村戏剧节的时候，感觉那里非常有趣。那是一个非常小的古老村子，那里召集村民看戏的方式还是用大喇叭喊，但就在这里我确凿地体验到“当地居民受到了艺术影响”。以前我觉得受到艺术影响就是他们会非常喜爱这个艺术，或者跟我们去探讨艺术的意义，但是方裕村村民欣赏艺术贴近艺术的方式就是他们认为亲近熟络。

方裕村戏剧节

方峪村戏剧节主要是一些外国剧团在演出，他们有自己排演的方式。其中典型的例子是日本剧团在古戏台的表演。我当时采访日本剧团的人，他们告诉我，这是他们第一次在这样的户外环境中表演莎士比亚的戏剧。从现代语境来看，他们本应该在更为密闭的室内空间里演出，但在方裕村的户外演出让他们有了另类的体验。戏台后面还有行驶的拖拉机，还有其他影响表演的情况，但当地居民很喜欢。有一个老奶奶搬来小板凳坐到舞台很近的地方，非常认真的观看表演。方裕村村民对于戏剧的亲近感能从他们的姿态和行为看出来，村民在观看戏剧的时候都不是正襟危坐的一个状态，而是边嗑瓜子边闲聊的状态，村民对这种戏剧氛围是很亲近很喜欢的，所以有这样放松的姿态，这其实也和莎士比亚所处的时代氛围很相似。莎士比亚时期人们看戏剧的方式也都是非常放松和市井的。

我当时也去了村里本地剧团的现场，那里主要表演京剧或地方戏，现场的观剧方式和莎士比亚的戏剧的方式也非常相似，闲聊着，很放松。我当时就感觉这才是观众与艺术融为一体。如果我们问当地某一个居民对戏剧的感受、意义和价值，他可能谈不出什么。但他会觉得很有意思，就像他看京剧或者地方戏一样。所以到底本地居民和艺术产生了什么连接呢，我觉得不仅要对本地居民的范围进行扩大，思考连接的形式也要扩大。不管是艺术本身对它产生了吸引力，还是艺术的表现形式对他有吸引力，只要能唤醒他的熟悉感和连接感，我觉得就是成功的。

艺术中国：连州摄影节也是一个特殊的例子，广东的连州小城也不是经济发达地区，除了摄影节也没有太多摄影文化的氛围，但这样一个学术化的摄影节能在连州持续了十几年，形成了一个国际品牌，你觉得原因是什么？

肖剑：我去了三次连州摄影节，我能感觉到当地政府支持力度非常大。连州摄影节的开幕展和其他地方节庆不一样，开幕时的观众和展览容纳的人数非常多。它和平遥电影节也不一样，平遥开幕式中主要吸引人的是走红毯环节，准入的门槛也比较高，也并不是很多人能进去观看。

爱丁堡国际艺术节

爱丁堡艺穗节

艺术中国：你考察的地方节庆的艺术形式主要是戏剧、电影和摄影，而当代艺术节能在小城镇或乡村连续举办十年以上的情况，目前在中国是很难看到的，这是不是说明地方上的居民对更为当代艺术化、更为先锋性的节庆还缺乏认同？

肖剑：我在英国爱丁堡的时候，当地有两种不同的艺术节，一个是爱丁堡国际艺术节（Edinburgh International Festival），它是一种精英式的、大多基于室内的节庆模式。当时爱丁堡一些人为了反对这种艺术风格，就创建了爱丁堡艺穗节（Edinburgh Festival Fringe）实行了另一种模式，艺术节中的很多活动在户外展开，艺术形式很多也都是行为艺术，这种方式可能比装置和雕塑更能被观众理解。我也分别针对这两种不同的艺术节采访过相关的负责人。爱丁堡国际艺术节（Endingburgh International Festival）的总监乔纳森爵士的策划性非常强，他会亲自寻找艺术家，精心策划整个艺术节，呈现艺术节的专业性，所以艺术节和当地观众产生互动这些事情在他看来并不是很重要，他认为艺术专业性能让更多的人领略艺术的极致。这个总监拥有非常高的社会声誉和头衔，呈现了非常精英化的状态。他对艺术的理解，对艺术与城市发生关系的见解，都源于他精英化的理解方式。而爱丁堡艺穗节（Edinburgh Festival Fringe）强调打破精英模式，希望艺术发生在任何人的周围。它认同的方式就是没有什么规则，谁想要去表演，哪怕是刚刚入行一两年的艺术家都可以去艺穗节里表演。

肖剑

浙江大学“百人计划”研究员，美学与批评理论研究所博士生导师，英国拉夫堡大学媒介与文化分析博士，兼任国际文化研究学会（ACS）理事，浙江省美学学会常务理事，青云文社研究所学术主持，墨尔本大学公共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。发起“艺术与媒介”（AMF） 国际论坛，原英国《Nottingham Evening Post》记者，英国“New Art Exchange” 美术馆策展人。中国美术学院校外指导老师，积极参与当代艺术与公共讨论，与艺术机构、艺术家合作研究与创作。出版英文专著《Punk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》（中国朋克研究）, 中文专著《影像-城市-历史：1891年以来深圳的变迁与重塑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