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0年前的这次西行,成就了美术史上的孙宗慰
孙宗慰在重庆,约1940年
在策展人吴洪亮内心却一直有个疑问:为何没有关于孙宗慰的影像资料留存?直到有一次他到苏州开会,偶然在文物商店看到一张老照片,这个疑问才解开。这张照片拍摄于1942年张大千、孙宗慰从敦煌归来在兰州停留途中。照片是张大千、孙宗慰与当地军阀的合影,吴洪亮注意到孙宗慰的脖子上挂着一台照相机。谜题瞬间解开——孙宗慰在敦煌是拍照片的人,影像里自然没有他的身影留存。
虽然对孙宗慰来说,这是一次没有影像留存的考察,但他的收获却是极为丰富的,对于他的艺术影响也是极为深远的。
孙宗慰西行路线示意图
1941年5月,张大千携妻儿从成都动身,飞达兰州,而孙宗慰则从重庆先经由公路达成都,因日军轰炸而乘坐火车先抵西安,然后坐车、骑驴,甚至步行,经过天水到达兰州。
敦煌莫高窟修行灵塔,纸本素描,35×23cm,1941年
孙宗慰携带着画具等一路周转,异常坎坷,这反而给他提供了考察沿途风土人情的机会。孙宗慰的导师徐悲鸿号召“艺术深入生活”,这一个多月,孙宗慰深刻地体会了民生,开启了他描绘西部题材系列的端倪。
6月,他们从兰州出发,经永登、武威、金昌、张掖、酒泉等地至敦煌千佛洞。一路上,孙宗慰做了大量的沿途写生,包括风景、人物等。在敦煌,他协助张大千进行了大量的壁画临摹、佛像写生及窟外环境写生,目的是为了给洞窟编号。本是学西画专业的他,迅速掌握了国画技法,而他笔下的菩萨、飞天也并非简单的临摹,往往融入了他的情感,具有了和蔼可亲的神情。
展览现场展出《蒙藏人物图(册页)》
1942年5月,张大千力劝孙宗慰重新回重庆任教。因战时车票紧张,孙宗慰在兰州等待了一个多月才买到车票,又恰逢山洪爆发,公路被冲毁,归时遥遥无期。这反而让孙宗慰安下心来,整理此次西行敦煌的画稿,并画成了“藏族歌舞”等油画的初稿。
在蒙藏风情的一系列作品中,作为西画专业出身的他,并没有严格地恪守人体比例与空间透视关系,而是进行了一种充满了律动感的变形,使得画面整体上具有了一种装饰性的形式美,散发出一股浓郁的边疆风情与神秘气息。今天看来,这种现代性的形式美探索仍然不过时。
天津新港,纸本水墨设色,44×213cm,1954年
在来到北平之后,孙宗慰的一系列记录社会风俗和生活场景的中国画与油画,以一种观察者的身份,显示出异乎常人的一种冷静。在新中国成立后,他满怀激情描绘社会主义建设场景,如对石景山发电厂、天津新港的系列写生,既有值得推敲的机器或工程的细节,又有艺术性的归纳与表现,是对社会进程的忠实记录,同时也让观众得到色彩、构图、造型以及节奏、氛围等多方面的美的享受,直至今天仍常读常新。
据统计,孙宗慰一共有十余张自画像,本次展览中展出了五幅。在这些自画像里,孙宗慰特别重视展现出不同的动作姿势、身后的环境,显露出不同的腔调,而唯一不变的是闪着才情光芒的眼睛与紧闭的嘴角。在诸多前辈先生和家人的回忆中,孙宗慰也是一个非常活跃但不太爱说话的人,在他缄默的外表背后,脑袋里全是艺术的才思。
展览现场孙宗慰自画像
这是一位生前低调,却无法被淹没绘画才华的艺术家。在孙宗慰逝世后,他的艺术的价值才更加引起了艺术界的关注。关于他的艺术观念和思想,有着诸多奥秘,值得人们引起巨大追问,对我们认识20世纪中国美术有着重要意义,这正是一位纯粹艺术家的价值。(文/许柏成 图片提供/势象空间)
《蒙藏人物图》册页(局部),纸本水墨设色,15×25cm×9,1942年
《蒙藏人物图》册页(局部),纸本水墨设色,15×25cm×9,1942年
前行,布面油画,47×29cm,1942年
塞上一景,纸本水墨设色,110 × 63cm,1945年
献茶图,布面油画,53.7 × 68.4cm,1943年
中年自画像,布面油画,41×31cm,1946年
展览海报
展览信息
展览时间:2021.09.02-10.10
展览地点:势象空间 (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吉利国际艺术区E2势象空间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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