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想做一个先锋的具象艺术家——《收藏》杂志总编杨敏专访美国纽约艺术学院教务长彼得·德雷克

Peter Drake在工作室

杨敏（以下简称杨敏）：我们知道您不仅是一个有成就的艺术家，而且还负责教育和管理纽约艺术学院的艺术学生。您是如何在生活中平衡好艺术家和艺术教育家等的多重身份的？

彼得·德雷克（以下简称彼得）：我总是⾸先把⾃⼰看作⼀个画家，如果我不是⼀个好的画家我绝对不可能成为⼀个好的艺术教育者。每⼀个⼈⾸先要对⾃⼰的职业认真专注才能够做到真正的有效率。当然，我还是⼀个学校管理者。我是纽约艺术学院的教务长，这个头衔让我必须把很多时间从⾃⼰的创作中拿出来投⼊到学校。所以有多重身份是有好有坏的，但我⼜不可能只做其中之⼀。这些身份都互相影响并且都会花费我不同的时间。做到完美的平衡，这是很困难的，因为要做好任何一项工作，你都必须致力于这项工作，分配给它时间和精力。还好，它们占据了我思想的不同组成部分。我在学院的工作是有创造性的，但却是有组织的。我的工作室的工作是完全有创意的，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工作方式。

Peter Drake, Parade, 2008, Acrylic on canvas, 58 x 77 inches

杨敏：无论是艺术家还是收藏家，具象艺术在中国有很广泛的市场。我知道您去过中国，对于中国的艺术环境，你有留下什么样的印象？

彼得：是的。我知道这些。我去过中国几次，其中有一次，我被中央美术学院邀请去教⼀周的课。我很感动学生们的热情，他们有很强的绘画功底，而且对新的观念也乐于学习，他们很愿意对图像、叙述和象征⼿法展开探究。我能感受到在中国作为一个美术老师收到的尊重，在最好的学院内做老师，他们本身就是认真的艺术家。具象艺术在中国有广泛的基础，传统技能在那里被很好的传授，一些优秀的当代具象艺术正从中国推出。从历史上看，具象写实的技法多被用于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，但随着艺术家视野的开拓和市场的发展，很多艺术家越来越忠实自己的想法，表达自己的观念，这就会产生了一些杰出的作品。我认为很多中国的具象艺术家并不保守，比如刘小东和喻红，尽管他们在中国已经非常成功，但很显然，他们想要打破传统艺术的界限，他们想要做⼀些不同的事情。所以当他们来到纽约的时候，他们⼗分接受纽约对他们的影响，⽽且欢迎对他们⾃⼰艺术的改变和探索。他们并不仅仅是钻研绘画技巧，并不仅仅想要复制过去的名画，他们想要学会这些传统技巧并利⽤它们来创造独特的艺术作品。正是因此他们才会如此的出色。

Peter Drake， Lasso, 2018， Acrylic on canvas，53 x 57 inches

杨敏：具象艺术在很多人的概念中是“所见即所得“，但我在观看您的作品时，常常陷入沉思。您的作品中有很多玩具和娃娃，马和狗也是常见的艺术形象，我想它们肯定有画面背后的意义？

 彼得：是的。具象不是只有写实，写实也不代表着没有观念性。我儿时在长岛长大，很多事情总感觉既理想又非常矛盾，关于郊区的种族、性别、身份和经济差异都是如此。我经常在绘画中将这些思考引入那个神秘的郊区。我用玩具来指代世界各地的军事干预措施。玩具坏了，伤痕累累，损坏了变形了，被遗弃在无人知晓的角落，它们似乎是我们军事干预的完美象征。狗和马经常也出现在我的作品中，是因为它们是被人类驯养的最完美的动物，但我希望，它们仍然存在着基因中的野性，德国牧羊犬其实和狼只有一步之遥。

我还经常使用童年时电视剧中的剧照，并模糊处理。我试图在寻找一些制造冲突和矛盾的镜头。

《收藏》杂志总编杨敏与彼得·德雷克在访谈中

杨敏：棒极了。我喜欢这种反差。

彼得：这幅作品的名字叫《 Which Way》。作品的人物，其实是⼀个70年代⼴告⾥的演员。我常常把某⼀个情境中的⼈物拿出来放到另⼀个情境之中。在70年代的⼴告之中，⼤多数美国⽗亲的形象是⼀个⾮常困惑，不知该做什么的男⼈。他们经常是⼀个故事中的粗汉⻆⾊。在创作中，我把他从⼴告中拿出来放⼊了⼀个类似于⻓岛South Hampton区的地⽅。在长岛South Hampton地区有很多极⼤的树篱，这些树篱经常像是保护家庭的墙壁⼀样存在着。尽管离纽约不远，但每次到这个地方，我都有一种奇怪的异国感觉。我把这个男⼈放到这树篱之中，会造成一种人物和环境的错置，让人物的困惑感、陌生感和画面的张力更加强烈。这幅作品将参加今年夏天纽约艺术学院的夏季展览。

彼得·德雷克在工作室

杨敏：您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啊，您还是很多重大展览的策展人。您艺术策展人的核心品质是什么？

彼得：在我看来，一个伟大的策展人是那种密切关注艺术世界脉搏的人。一个人感觉到文化的变化，甚至是小的共性，这说明一些更大的东西。策展就像其他创造性行为一样，你必须睁开眼睛，毫无偏见地观看。 

杨敏：最后一个问题，全球疫情大流行影响了生活的各个方面，阻碍了国际艺术交流。你认为这次疫情对您的艺术创作或纽约艺术界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？

彼得：其实，我注意到一件事情是，大多数艺术家喜欢孤独，所以大流行期间，感觉艺术家比大多数人更正常。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艺术家没有遭受痛苦，每个人都有，但艺术家更适合孤独，更合适独处，这反而让他们对社会对未来有更多的思考。我注意到的另一件事是，人们在大流行期间，错过了艺术。平常，他们吵着要画廊、博物馆和文化，但这次，他们是真的错过了艺术给他们的灵感，我希望这将让政府、让人们真正意识到艺术对生活是多么重要。